聪明玻璃节能一半　价格是普通玻璃的10倍

（二）具体层面权利能力的现代价值具体层面权利能力的价值实际上是指权利能力范围的价值。

劳动权的产生与发展，以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背景，人权发展为母线，人类权利意识的提高为重要推动力量。劳动报酬权包括三方面的权利：报酬谈判权、请求支付报酬权和支配报酬权。

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公民不享有罢工权，罢工在我国是非法行为。罢工既损害企业利益，同时也损害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休息休假权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获得休息、休假时间，用以休息、休养以恢复体力和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的权利。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而且国家和社会福利所占比重也在逐渐增加。这反映了孟子朴素的民本思想，也为历代数位开明君主引以为治国经典，但数千年来的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相反的结果：民最轻。

这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被称为离土不离乡。由于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工伤保险，使得及时发生劳动伤残事故也不能获得工伤保险赔偿。[4]这一现象无疑极大的阻碍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

大量现实中的案件纯粹依赖法律文本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把解释的对象仅限于文本，必然使法律解释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综上，法律解释学的元规则的缺失并不能成为否定法律解释学存在的理由。但正在法律解释学快速发展之时，一向高举法律解释学大旗的陈金钊教授却连着发表了几篇以法治反对解释为主题的文章，这在学术界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然其中不乏置疑的声音。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起草者、制定者的无意或疏忽，以及字词的安排甚至标点符号的误用，都会引起理解适用上的争议。

法官如何思考[M].苏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5.[10]梁迎修。[13]另外，我们认为，合宪性要求所体现的法制、诚信、公平、权利义务平等以及正义、良心等也是排除法官主观性寻求客观性的有利因素。

法律方法的功能及其局限。但作为早于解释而存在的文本之中存有立法者在立法时关于各种社会因素的考虑，这些因素深处无疑有着深厚的资源可供发掘。另外，再看看我国的法治环境。三、法律解释学的正名问题有学者置疑法律解释学的称呼问题[6]，认为应改为法学解释或者法解释更加合适。

噪杂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山东大学老校区，尤其是法学院，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于是乎后现代主张的对规则的解构也毫无例外的被我国学者如获至宝的引入，并对我国的司法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这里的解释与反对解释并不存在矛盾，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介绍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浅谈下法律解释的对象问题。

[8]换句话说，也就是认为法律解释由于没有元规则，致使法官的选择具有任意性，以此来否认法律解释存在的必要性。当笔者将这个消息告知同仁们讨论之后，他们的观点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1]其次，法律文本中不可避免存在着漏洞。另外，持这种观点的人另一种隐含的的观点是把法律解释方法当成类似于数学公式之类的东西，可以概括为5x+100=600这个公式

最后，根据宪法的规定，由民法典创设各项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包括各项权利的行使方式、权利效力、权利享有的具体主体、权利受侵害的情形、权利的救济方式等。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格权是由宪法和民法共同创设的结果。但是，由宪法创制的人格权无疑具有宪法性质的权利属性的同时，并不必然意味着此等权利就只能是宪法性质的权利而不能是私权性质的权利。现有民法典未能对人格权作出规定并不能够成为判断人格权私权属性的障碍。[4]《国际条约及常用国际惯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3－34页。马特、袁雪石：《人格权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但是，严格而言，宪法只是发现了人格权，而不是发明了人格权。[24]法官只能通过援引民事法律规范来处理民事纠纷，包括民事主体之间的人格权纠纷。

通常，宪法中规定的人格权为最主要、最基本的人格权，甚或只规定一般人格权，而不规定具体人格权。[24]参见张新宝：《民事法官能够直接引用宪法条文判案吗？——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另解》，载《民商法前沿》2002年1、2合辑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罗马法尽管已有人格或者人格权的概念，但其基本含义却与今天的人格与人格权大相径庭，其主要是指自然人的社会地位，亦即更多地相当于今天的权利能力概念，其实质上是关于社会阶层或者阶级的划分[11]。另一类是同时具有公法性与私法性的权利，如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权、通信权、休息权等。

沈岿：《宪法统治时代的开始？——宪法第一案存疑》，载《宪政论丛》第3卷，第521页。自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降，人权的理念与宪法唇齿相依，彼此交织在一起。作为宪法上的主体，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创设。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人格权的双重属性。

[17]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二，建立人格权享有的具体规范，为人格权从法定权利走向实在权利创造条件。

再次，根据宪法的规定，民法典可以而且必须创设宪法中没有规定的人格权类型。人格权则不然，它主要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方法与思维方式所致，更多地可归结为认识论与表达层面的因素，亦即主观因素为主。

此等利益的本质是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与生活需求，与政治社会中更高层次的需求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检举权、监督权等大异其趣。例如，所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关于公民财产[或者财产权]的规定与表述，但是民法中的物权、债权等财产权并不因此丧失其私权属性。

事实上，民法典不仅为私法主体的权利来源提供请求权基础方面的依据，而且还为私权利的救济方式等提供具体的司法救济依据。相比财产权利，私法上调整人身关系而形成的人身权似乎显得有些凌乱，其体系化程度不如财产权利。权利的演变与发展历史大体上也是依据此一线索而行进的，所以诸如民事主体享有的物权、债权、亲属权、继承权等自罗马法始一直都是由民法规定，尽管后世出现的宪法也可能对这些私权进行复述，但宪法并不创设此等权利。《冒名上学事件引发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第三，不能认为大陆法系经典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权利就不能成为民事权利。[21]我国《物权法》则未采地上权之概念，亦未规定典权，而是将用益物权分别设置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

民法对人格权的第二次赋权丝毫不影响人格权的价值与意义，相反，只有经过民法的第二次赋权，才能强化人格权的价值，使人格权由法定权利转化为实在权利。宪法属于公法的范畴，[15]它主要调整两种社会关系，一是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亦即各种国家权力在各种国家机关之间的划分及行使，二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人格权的权利体系亦处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认为宪法已经规定了公民的一般人格权，便可以得出民法无须对人格权作出规定的结论，更不能认为人格权是宪法上的权利而不能由民法典加以规定。